【正 文】在20世纪最后30年的欧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来自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从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n)、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米利本德(Ralph Miliband)、霍加特(Richard Hoggart)、霍尔(Stuart Hall)到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安德森(Perry Anderson)、哈维(David Harvey)，英国一下子涌现出了一批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纵横驰骋在从历史学、历史社会学、文学批评、文化研究、政治学到人文地理学的广阔的理论原野上，在有力地影响了当代欧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走向及其图景的同时，创造出了一种特征鲜明、充满活力、堪与德法传统并肩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在我国当前理论界，对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与思想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热点，这在文化研究、文学批评以及史学研究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但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国内学界还缺乏必要的体认，全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理论传统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晚近的发明，其兴起大体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
一、为什么英国没有较早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
众所周知，英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二故乡”，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里走向成熟和丰富，进而走向世界，成为一种改造世界和创造历史的物质力量的。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及其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英国乃至整个英语世界都没有能够确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也基本上没有出现有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英国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1881年的“社会民主联盟”和1885年的“社会主义同盟”①，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时代人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但莫里斯主要是一个文学家和艺术家，他并没有留下可以供后世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直接继承的理论遗产。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使用德文进行理论创作，尽管他们也曾用英文在英国和美国的报刊上发表过大量文章，但真正能够代表其革命性思想的绝大多数代表作长期缺乏英译本，这给英国人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造成了实质性障碍。按照苏联学者列文的研究，在恩格斯逝世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著作中出版了精良英译本的只有《资本论》第一卷(1887)、《共产党宣言》(1888)、《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89)、《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等五种。② 对于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它的哲学基础、历史观和方法论) 来说，它们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英译工作虽然时有中断，但从来没有停止过。1920年英国共产党成立后，这项工作得到了有力的体制保障。为了在英语世界传播与宣传马克思主义，20世纪20年代以后，英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曾编译出版过一些流传颇广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选本，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马克思文选》(Selected Essays, 1926)、《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Selected Correspondence, 1934)、《马克思主义、民族性与战争》(Marxism, Nationality and war, 1934)、《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选集》(Selected Works, 1935)、《马克思恩格斯论西班牙革命》(Revolution in Spain, 1939)等，这些选本为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同时也必须指出，这些选本的普及性、专题性以及政治意味过强，事实上无法满足人们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需要。在英国，能够比较方便地获得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理论著作(特别是哲学著作)的英译本(特别是全译本)基本上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个全译本出现于1959年，经常使用的全译本则出现于1963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译本出现于1968年；《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选译本出现于1964年，全译本出现于1973年……这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的客观制约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19世纪以后，改良主义压倒激进主义成为英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内在制约了主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与发展。在20世纪50、60年代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争论中，以佩里·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曾偏激地认为英国工人阶级乃至英国人从来都没有革命性。这一观点遭到了希尔 (Christopher Hill)、汤普森等老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反对，他们以详实的历史研究证明：英国人民也曾激进过、革命过，虽然在进入19世纪之后，这种激进的革命传统逐渐消失了。③ 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这种研究为基础，近年来，不断有历史学家重新发现了19世纪英国的激进主义思潮和运动，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19世纪后半叶，改良主义已经决定性地压倒了激进主义，成为英国社会乃至英国工人阶级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结果，直到1881年，英国才出现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社团“社会民主联盟”，但仅仅4年后，该组织就因为“改良还是革命”的争论发生分裂，莫里斯、燕妮·马克思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退出该组织，成立新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 ”。然而，不管是“社会主义同盟”还是“社会民主联盟”以及后来的“独立工党”，马克思主义组织在英国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都非常有限，即便是后来英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情况也没有实质性的变化：1924年，英国共产党响应第三国际的号召，申请集体加入主张改良的英国最大的工人政党——英国工党，结果，工党年会非常明确地表决反对这项议案，并向英国共产党(不管是政党还是个人党员)牢牢地关上了大门。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生存尚且不易，更不用说发展了。
最后，英国共产党是1920—1921年在苏联共产党和第三国际的支持下，由英国原有的几个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合并重组而成的。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政党，其党员主体和党的领导人都是产业工人。英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长期追随苏联，④ 因此，它既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的需要和动力，坦率地说，也没有这个能力——对于大多数工人党员而言，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就更不用说创新和发展了。
二、20世纪30年代英国共产党内知识分子党员的理论创新
虽然从本质上讲，英国共产党不具有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需要、动力和能力，但在事实上，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却又是和英国共产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英国共产党获得了一次空前的大发展，大量杰出的知识分子加入该党，从而使理论的研究与创新成为可能乃至必须。对于这种改变，我们可以从英国共产党和英国知识界的双重改变中得到解释。
首先，1933年以后，英国共产党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改变以往的极左路线，执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有效地改善了自己在英国国内的政治形象，增强了自己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在成立之后的最初8年间(1920—1928年)，英国共产党严格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采取与工党积极合作的路线，结果以失败告终。 ⑤ 1928年后，英国共产党又执行共产国际“阶级对抗”的极左路线，严重损害了自身的发展。⑥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共产国际开始调整自己的路线，执行统一战线政策，领导反法西斯斗争。英国共产党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领导英国国内的反法西斯斗争，积极支持西班牙内战，极大地提升了英国共产党的政治吸引力和道德影响力。⑦ 其次，在英国共产党发生转变的同时，原本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英国知识界也发生了重要改变。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战争和战争威胁、法西斯主义的统治和西班牙内战、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功等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国知识界原有的价值观念体系从根本上被动摇，深刻的文化危机由此形成。⑧ 在这种背景下，法西斯主义成为自由主义的直接对立面，共产主义则因为其日益彰显的政治吸引力和道德影响力成为对自由资本主义现实不满的知识分子的替代选择，于是，1933年以后，数量众多的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陆续加入英国共产党，⑨ 英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开始稳步增长。⑩
随着知识分子党员的不断增长，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英国共产党内出现了一股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潮流，并在几年后出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理论家和具有一定创造性的理论成果。其中最有价值的主要是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 1907—1937)的《幻像与现实》(Illusion and Reality, 1937)(11)、多布(Maurice Herbert Dobb, 1900—1976)的《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1937)(12)、莫尔顿(Arthur Leslie Morton, 1903—1987)的《人民的英国史》(A People' s History of England, 1938)(13)、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 1901—1971)的《科学的社会功能》(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 1939)(14)。
考德威尔出生于英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曾先后在报社和出版社工作过，且成绩出色。1933年以后，考德威尔转向文学创作，先后出版了7部侦探小说、1部长篇小说以及一些诗歌和短篇小说。1934年底，考德威尔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著作，立刻被吸引，并由此转向马克思主义。随后，他以旺盛的精力投入文学理论研究，试图创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其最终成果就是他于1935年11月完成的《幻像与现实》。1935年12月，考德威尔加入英国共产党，并成为党内活动的积极分子。1936年12月，考德威尔参加西班牙内战，后于1937年2月12日在保卫马德里的战斗中英勇牺牲。几个月后，《幻像与现实》出版。在该书中，考德威尔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英国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的宏大背景下，揭示了物质生产方式与英国近代诗歌的形成、发展、转化及其艺术表现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虽然《幻像与现实》的结构比较凌乱，考德威尔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上也还比较生涩，有时甚至相当机械，但他却开创性地研究了文学形式与社会经济过程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的社会功能问题，因此被认为是英国战前惟一一位真正具有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者。(15)
多布是战后形成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早期核心成员。(16) 早在1919年进入剑桥大学之前，他就因为读了马克思的书而转向社会主义，并于1922年加入英国共产党。这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1922—1924年，多布在当时英国左派的大本营伦敦经济学院读研究生，进而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24年后，多布回剑桥大学任经济学讲师，并于1925年、1928年出版了2本关于资本主义企业和苏联经济发展的著作。《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经济学传统论文集》是多布的成名作，该书的重要性在于：在庸俗经济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系统揭示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之间的继承与扬弃关系，并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对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当代发展以及现代经济学的庸俗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解释。该书曾反复再版，为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唯物史观提供了一本高水平的教科书。莫尔顿也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一个早期成员，从今天的角度看，他1938年出版的《人民的英国史》或许过于通俗、甚至过于简单化，但它却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在这里，唯物史观不仅首次被运用于对英国历史的研究，而且一种完全不同于英国传统史学的、符合唯物史观基本精神的、“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念也已经呼之欲出。英国共产党内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即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前身，当年就是为了研讨《人民的英国史》的修订事宜而发起成立的，就此而论，该书可以称得上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摇篮”。贝尔纳是英国当代著名物理学家，也是20世纪30年代早期加入英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他1939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通常被认为是科学学或科学社会学的开山之作，而该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则基本上被忽视了，事实上，该书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成功，就在于它遵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屏弃科学是一种纯粹的、超越世俗的东西的传统假象，将科学还原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而在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与科学的历史互动中，揭示出了科学发展的社会逻辑及其社会功能的历史变迁。
按照今天的标准，上述4本著作在理论上都是比较粗糙的，甚至还有相当明显的苏联教科书式马克思主义的痕迹，但它们却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没有原创性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局面，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开了一个好头。
三、“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与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
按照原有的趋势，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原本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就可以基本形成，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断了原有进程，从而使它的正式兴起延迟到了战争结束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形成的过程中，英国共产党内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The Communist Party Historians' Group)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17) 在这种理论传统的形成过程中，发挥最重要作用的为什么是历史学家团体呢？
从主观条件上看，这是因为英国历史学具有良好的社会主义传统，受这一传统的影响，英国共产党内部积聚了一批充满活力的青年历史学家。20世纪上半叶，英国哲学的主流是分析哲学，经济学的主流则是马克思所说的庸俗经济学，这两者从根本上讲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与此不同的是，经过韦伯夫妇(Sydney and Beatrice Webb)、柯尔(G. D. H. Cole)、托尼(R. H. Tawney)等费边社历史学家的努力，从19世纪末期开始，英国的社会主义史学传统逐渐形成并取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在这一传统的影响下，“二战”前后，英国共产党党内积聚了一批充满活力的青年历史学家，除了已经提到的汤普森、霍布斯鲍姆、希尔、多布、莫尔顿，还有汤普森的妻子多洛西·汤普森 (Dorothy Thompson)、希尔顿(Rodney Hilton)、基尔南(Victor Kiernan)、汤姆森(George Thomson)、哈里森(Royden Harrison)、萨缪尔(Rapheal Samuel)和鲁德(George Rudé)等人。尤其重要的是，这批青年人还找到了自己的导师——英国共产党资深党员托尔(Dona Torr, 1883-1957)。托尔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英国共产党的创始党员和前面提到过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与《马克思主义、民族性与战争》选本的编辑。正是在她的指导下，“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从原著而不是苏联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出发，系统地学习、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开拓。
从客观条件上讲，这是因为“二战”结束后的两次学术争论将“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历史性地推到了风口浪尖。1946年，多布出版《资本主义发展研究》(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一书，贯彻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从经济史的角度对作为社会形态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首次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该书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引发了一场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大讨论，“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也由此为人所知。几年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一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质疑19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史学家关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阶级生存状态急剧恶化的传统观点，认为当时工人阶级其实也是工业革命的受惠者，他们的生存条件不仅没有恶化，反而是处于不断改善之中的。(18) 此论一出，即引发一场大争论，霍布斯鲍姆等“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也随即加入论战，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了领导批判的责任。也正是在这两次论战过程中，曾一度中断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过程得以重新开始，逐渐定型，并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最终成为一种传统。对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而言，“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贡献无疑是最大的，但它并不是惟一的源泉。作为一位文学理论家，雷蒙·威廉斯与同时期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相互呼应，在这一理论传统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
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而言，“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或者说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究竟提供了什么呢？
第一，他们秉承英国的经验论哲学传统，注重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具体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拒绝抽象的理论建构，从而使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体系化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产生了免疫力。作为英国共产党内部的一个理论组织，“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本身是希望和努力与苏联马克思主义正统保持一致的，但作为一群英国知识分子，他们又自觉地继承了英国的经验论哲学传统，习惯于运用唯物史观去研究具体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不擅长或者拒绝进行大而化之的抽象理论建构。这意味着他们在未必自觉的情况下正确地把握和突出了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本质，导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作为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与结果中被建构与呈现出来，而不应当作为一个既成的东西存在于具体的研究之前。
第二，他们秉承英国史学研究的实证传统，崇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使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同时能够避免落入经济决定论的窠臼。作为一群历史学家，“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最鲜明的特征就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研究英国近代历史，特别是英国近代工人运动史，但在从事这种研究的时候，他们又很好地继承了英国史学的实证传统，崇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让证据说话，因此，他们在肯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方式的最终决定作用的同时，又充分承认和肯定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乃至在特定情况下的决定作用。
第三，他们秉承英国社会主义的平民传统，坚持人民史观，注重对普通人民群众及其日常生活的分析与研究，从而将对文化传统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德国、法国特别是俄国相比，英国社会主义具有一种深厚的平民传统。“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自觉继承这一传统，真正坚持人民史观，将普通人民群众及其日常生活确立为自己的研究中心，从而将以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很少关注的文化传统问题放置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既深化了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又开拓出了文化研究这一新兴的学科领域。
总之，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而言，“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最大的贡献就是开创性地探索并部分成功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英国民族理论传统相结合这个重大课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理论土壤中得以生根、成长，并最终结出了硕果。
注释：
①参见比尔：《英国社会主义史》下卷，何新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00—228页；莫尔顿、台德：《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第五章《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叶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60—193页。
②列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发表和出版》，周维译，北京：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09—113页。
③参见" The English Tradition" , in Margaret Jacob and James Jacob( ed. ) , The Origins of Anglo-American Radicalism， London: Allen & Unwin, 1984, pp. 17—184.
④参见高兰等：《英国共产党三十年》，符家钦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⑤Willie Thompson, The Good Old Cause: British Communism 1920-1991, London: Pluto Press, pp. 16—42.
⑥Noreen Branson,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1927—1941,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85, pp. 31—52.
⑦Ibid. , pp. 110—129、220—239.
⑧James Klugmann, " The Crisis of the Thirties: A View from the Left" , Jon Clark, etc, ed. , Culture and Crisis in Britain in the Thirtie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9.
⑨Noreen Branson,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1927—1941, pp. 210—213.
⑩关于英共党员人数的历史变化，可以参见Willie Thompson, The Good Old Cause: British Communism 1920—1991, p. 218.
(11)中译本参见考德威尔：《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陆建德等译，长沙：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12)多布(道布)：《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松园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
(13)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谢琏造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
(14)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陈体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5)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页。
(16)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基本情况，可以参见H. J. Kaye, 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London: Polity Press, 1984.
(17)Bill Schwarz, " The' People' in the history: the Communist Party Historians' Group, 1946—1956" , in R. Johnson, etc, ed. , Making Histories: Studies in History Writing and Politics, London: Hutchinson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1982.
(18)参见哈耶克编：《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秋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